2017年12月开庭审理的宝马煤矿爆炸案，时隔两年之久终于宣判了。煤监干部鲍某某被以玩忽职守罪判处三年徒刑，这个时间恰好等于他在看守所被关押的时间。鲍某某放弃了上诉的权利，他希望回归家庭，这三年他觉得亏欠家人的太多。我理解他的想法，既然天意弄人，又何必苦苦纠缠。
一审法院依据《煤矿安全监察条例》第五条规定，认定鲍某某身为宝马煤矿安全生产监察的直接责任人，负有发现和消除事故隐患，有效纠正影响煤矿安全违法行为的职责，其未能认真履行上述职责，因此其无罪辩护的意见不予采纳。突然发现“安监人员是企业的‘安全警察’，不是企业的‘安全保姆’”，这句话失灵了，岂止这句话失灵，前国家安监总局二十四号令中的四条免责条款，在该案中也都全线失灵！
法院能找到这样一条理由，也未超出本人预料，只是这一理由并未出自公诉人之口，没有办法在庭审时加以辩驳。其实《安全生产法》三十八条已经说的很清楚：“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，采取技术、管理措施，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”。《安全生产法》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的法律，《煤矿安全监察条例》则属于国务院颁布的行政法规，根据《立法法》规定，法律的效力要高于行政法规。尤其需要说明的是，《煤矿安全监察条例》颁布实施时间要早于《安全生产法》，其中的许多条款内容已与《安法》不相适应。
司法判决发挥着社会导向功能，自此以后，煤矿再有任何违法行为、任何事故隐患，煤监干部不仅要发现，还要去排除，煤监干部不再是高高在上的“国家监察”，而是彻底沦为煤矿企业的“安全保姆”。只是，国家监察都跑去查隐患了，地方监管又该作何定位？我国的国家监察、地方监管、企业管理的煤矿安全管理体制又该何去何从呢？国家煤矿安全监察总局是该好好的想一想了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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